藏传佛教　中国佛教三大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之一。又称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组成部分，也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汉语俗称“喇嘛教”。“喇嘛”一词在藏语中是学识渊博、恩德深重的上师、导师的意思，源于梵文“guru”。佛教传入西藏后，藏族人民一直称其为“佛教”，而不称“喇嘛教”。11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稀解、觉域、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后五个教派由于无政治势力作依托，先后融入其他教派或被迫改宗其他教派。影响较大的五个教派是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和格鲁派。

　　形成　佛教于公元纪年前后传入中国，南北朝时进入鼎盛阶段，形成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7世纪松赞干布在位时，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的佛教大师、学僧至吐蕃，在吐蕃翻译《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佛经。但是，佛教只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在吐蕃传播，尚未成为吐蕃惟一的宗教信仰加以特别崇拜。松赞干布至赤德祖赞(703～754)统治期间，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教一统天下，佛教在吐蕃时断时续地传播，并未真正立足。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政策，导致了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教烙印的佛教支派。赤祖德赞时期是吐蕃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赞普敕令核订旧译佛经和编纂佛经目录，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还拟定了僧侣在寺院里进行诵念佛经的制度，确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对反对佛教或轻视僧侣者实施刑法惩治。赤祖德赞时期，吐蕃佛教出现空前盛况，藏传佛教形成。佛教传入藏族地区的时间晚于汉地、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尼泊尔等相邻地区和国家，因此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和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此后，藏传佛教又传到四川、青海、蒙古和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居住地区。藏传佛教包括显宗和密宗，而习惯上视密宗为圣教精髓，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在中国，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汉族中也有信奉者。从地域上说，藏传佛教遍及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在国外，藏传佛教早已传播到印度、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16世纪藏传佛教兴盛时期，西藏僧尼最多时占到藏族人口的1/4。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百万人口中有僧尼10余万，占藏族人口的1/10以上。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各寺庙按照十世班禅的建议进行了改革，西藏民众有当僧人的自由，僧人也有还俗的自由。20世纪80年代后，藏传佛教在西方国家得到传播和发展，并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藏传佛教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佛教主要支派之一。2002年，西藏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历史发展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继承王位后，对刚刚步入发展时期的佛教进行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使佛教的组织机构在藏族地区彻底清除。这是藏传佛教史上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灭佛事件，史称朗达玛灭佛。从此，佛教在藏族地区中断近一个世纪。由于佛教在青藏高原出现近百年黑暗时期，藏传佛教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的整个历史进程分为两个时期，即“前弘期”和“后弘期”。自佛教传入吐蕃至朗达玛灭佛为止被称为“前弘期”；从佛教重新在吐蕃兴起至格鲁派形成称为“后弘期”。后弘期与前弘期佛教有着明显的不同，佛教经过与苯教的长期斗争，互相渗透，吸收了不少苯教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西藏地方形式的佛教。从此，藏传佛教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宗教形式在西藏及其他地方流传。

　　前弘期　自7世纪中期佛教传入西藏至9世纪中叶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为止，其过程可分为传入、发展、毁灭三个阶段。①传入。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藏族普遍信仰土著宗教——苯教。在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曾有外来僧人在藏地遗有佛经和法器，但未能传播。7世纪前期，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兼并前后藏等地诸部族，建立吐蕃奴隶制政权后，先后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为妻，两公主均笃信佛教。两公主入蕃后，分别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释迦牟尼佛像，佛教得以在吐蕃弘传。佛教传入吐蕃初期，只限于王室和部分贵族成员狭小的范围内。佛教的传入直接危及苯教及其附属贵族集团的统治优势。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即位，吐蕃元老重臣噶尔东赞辅政。噶尔东赞采取禁佛措施，关闭大、小昭寺，封埋佛像，禁译佛经，驱逐外僧等，使刚处于萌芽状态的佛教遭受第一次沉重打击。8世纪初，赤德祖赞即位后，派人赴中原求佛法，并迎娶金城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协助吐蕃赞普再次倡佛，大、小昭寺得以恢复，佛像被重新供养，还多次派人到汉地习经和迎请汉僧。佛教在吐蕃再次兴盛。②发展。755年赤松德赞即吐蕃赞普位后，吐蕃与唐代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增，佛教的传播亦随之而至。赤松德赞掌握实权后，联合崇佛大臣打击崇苯外戚，清除其代表人物，规定臣民崇信佛教，派人前往尼泊尔迎请印度佛教显宗寂护入藏。印度的莲花生大师也应邀入藏，传法译经。766年修建西藏第一座正规寺庙——桑耶寺。历史上，桑耶寺曾举行过著名的佛教渐顿之争大辩论，这次辩论确定了佛教在西藏的主导地位。桑耶寺建成后，寂护大师亲自剃度7名吐蕃青年为僧，他们成为藏族第一批僧人，史称七觉士。后世尊称赤松德赞为吐蕃第二位法王。此后，西藏相继修建一批寺庙，大批藏族青年出家为僧，大量佛经被译成藏文，佛教盛行于雪域高原。赤松德赞后的两代赞普均尊崇佛教，境内建寺译经均有所发展。815年赤祖德赞即位时，崇佛兴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吐蕃境内蕃僧倍增。赤祖德赞采取了诸多措施，如制定七户养僧制，供给寺院以庄园、土地、牧场和牲畜等；请僧人参政，所有行政制度都以佛教经律为准则；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经典进行改制；完成了统一译例和规范字体等工作，校改了所译经典；对不满佛教和僧侣者处以严厉的刑罚。此时，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后世尊赤祖德赞为继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之后的第三位法王。③毁灭。841年赤祖德赞被崇奉苯教的大臣所杀，吐蕃王朝由末代赞普朗达玛即位。朗达玛当政后，采取禁佛措施，封闭寺院，焚毁经像，禁止佛教流传，迫使传佛大师外逃，僧人被迫还俗。朗达玛时期，除安多、康区和阿里地区外，卫藏地区的佛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后137年间佛教在西藏全境几乎绝迹。朗达玛灭佛标志着藏传佛教“前弘期”结束。

　　后弘期　978年以后，吐蕃边地复燃的佛教分别从多康和阿里地区先后传到卫藏，使绝传137年的佛教重新得到发展，并且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发展时期。藏传佛教经“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途径重新进入卫藏地区。①上路弘传。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从阿里进入卫藏传道讲学，传播佛教，史称“上路弘传”。1037年古格王遣那措译师赴印度迎请阿底峡入藏协助振兴佛教，1042年阿底峡到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古格传教。古格大力兴佛，在阿里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尤其阿底峡的传教活动更增加了其声誉和影响。②下路弘传。朗达玛赞普后裔拉萨王系的首领意希坚赞派人赴青海，迎请包括鲁梅等“卫藏十人”在内的佛教徒进入卫藏地区，建立道场，传戒授徒，佛教得以复兴。卫藏地区鲁梅等人从多康地区学习佛教返回，授徒传戒，史称“下路弘传”。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200余年间，佛教在卫藏地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译释佛学经论、著书立说、兴建寺院、传法授徒、创立教派等各方面均进入一个新时期。藏传佛教形成众多教派，主要教派有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稀解、觉域、觉囊、夏鲁等。15世纪初，宗教活动家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在继承和发扬噶当派教法的基础上，创立了格鲁派。该派在戒律守持、修学次第、僧伽组织、仪轨事相、法会节庆、寺院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严格而完整的制度，并推广由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使格鲁派不断发展壮大，把藏传佛教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吸收、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宗教仪式等，也吸收了晚期印度佛教的内容。因此，藏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与其他地区如日本、泰国所流传的佛教有所不同，如活佛转世制度以及跳神等宗教活动仪式等。

　　特点　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相融合而形成藏传佛教，其在体系上属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具有完整地接受佛陀教义、重视修行、政教合一、独一无二的活佛转世制度等特点。①完整地接受佛陀教义。藏传佛教属大乘佛教，同时兼容小乘佛教。藏传佛教坚持大小乘并重，显密双修，即外修声闻戒(小乘戒)，内修菩萨行(大乘行)，密修二次第(无上密二次第)。藏传佛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坚持佛教教义的完整性，其原则有：闻、思、修并重、戒行与正见并重、显法与密法并重、修福与修慧并重、度众和自度并重等。②吸收佛陀教义的精华。藏传佛教吸收了佛法中的两大精华，即密法和性空正见。智能正见是佛教的灵魂，但由于正见不属于世俗感知经验的范围，使用符号语言和抽象概念性思维在理解上有相当大的难度。因而，佛教内部在真谛性空的理解上就产生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等四个哲学层次。中观处于正见的最高层次，月称所代表的驳论派中观见是中观的最高层次。藏传佛教属中观派。前弘期以自证派中观见为主，后弘期驳论派中观见占据主导地位。藏传佛教各教派均重视密宗，各寺院多建有密宗佛殿，终年有僧人在殿里念经供养，殿内供奉佛像除护法神、本尊神等，还有“明妃”、“欢喜金刚”、“佛母”等佛像。③重视修行。修行是藏传佛教活动中的行为表现，显宗、密宗均很重视，尤侧重于个人的修行。各教派修行的细节和方法不同，但都要经过上师指点。密宗注重师徒私下秘密传授，修行地点多在寺院或荒凉偏僻处，修行注重冥想，专注内心而入定，即修心；显宗修行要经过读经、讲经、习经等“修道”训练。

　　文化影响　佛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西藏，特别在藏传佛教形成并得到蓬勃发展之后，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算、法律、医学和建筑等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藏传佛教构成了藏族人民生活和文化的精华。吐蕃王朝出现藏文后，开始有了文献资料，并开始翻译佛经。特别在元明清时期，藏族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印经院，如西藏的纳塘印经院、拉萨印经院，甘肃的拉卜楞寺印经院、卓尼印经院，青海的塔尔寺印经院，四川的德格印经院等等，这些印经院的产生为藏文文献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藏文文献内容涉及宗教、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考古、天文、历算、医学、建筑、舞蹈、音乐、饮食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为研究藏族文化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依据。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精深、独到，极大地提高了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水准。在藏族文学方面，其贡献及影响也是巨大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就是藏族高僧中的典型人物，他的作品几乎涉及藏族所有学科，其内容既是文学论述，又是佛教义理。8世纪藏族高僧宇妥·云丹贡布集合藏、中、印三方面的医疗技术和理论撰写了《四部医典》，确立了自成体系的藏医药学，《四部医典》至今仍是藏族医学的基础理论。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都建有医学院，设有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的医学课程，为继承和发展藏医药学发挥了巨大作用。藏传佛教为推动藏族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藏族地区的上万座寺庙以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和绘画、雕塑形式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藏族地区任何一个建筑、绘画、雕塑以及雕刻都具有宗教意义，而且藏族家家户户都有宗教艺术作品。藏传佛教拥有久负盛名的佛教大百科全书——《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此外还有丰富的原始资料，包括当今世界上最珍贵的贝叶经，以及各类专著。

　　宫廷与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于13世纪始传入内地，为元朝皇帝所崇信。元亡后，藏传佛教仍然受到明朝皇帝的崇奉。明朝在继承元朝扶持藏传佛教政策的基础上，改专奉萨迦一派为多封众建政策。清朝藏传佛教成为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故宫内，供奉藏传佛教诸神的大小佛堂遍布宫廷。

　　佛堂　故宫内的佛堂分布于内廷各区，按建筑形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独立建筑，分有6个区，总计35处。中正殿区：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这些建筑全部由佛殿组成，是宫廷佛教活动的中心；建福宫花园区：慧曜楼，吉云楼，广生楼，凝恽楼，敬胜斋；慈宁宫区：大佛堂，大佛堂东、西庑，英华殿；慈宁宫花园区：慈荫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临溪亭；御花园区：千秋亭，澄瑞亭；宁寿宫区：佛日楼，梵华楼，养和精舍，粹赏楼，抑斋，养性殿东、西配殿，养心殿东、西配殿。第二类，系建于其他建筑之中者，有养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宁寿宫楼上颐和轩东暖阁，寿康宫东暖阁，惇本殿东、西暖阁等处。这两类佛堂具有以下特点：①宫内佛堂为专人专用。中正殿、养心殿、宁寿宫的佛堂基本是皇帝专用；慈宁宫、慈宁花园内佛殿及英华殿为后妃专用；重华宫是乾隆皇帝做太子时的居所，其内崇敬殿东、西暖阎佛堂则供太子使用；毓庆宫是皇子书房，其内惇本殿东、西暖阁佛堂为皇子礼佛而设。这些佛堂或集中于一区，或散布于花园，或与寝宫相连，供奉的全部是藏传佛教神像。②佛堂基本上保留乾隆时期的特点。清宫佛堂除明代遗留的英华殿，清初顺治、康熙时所建的慈宁宫大佛堂外，其余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新建或改建。③为同紫禁城整体建筑协调一致，除雨花阁有明显的西藏建筑特点外，其余佛堂外观与宫殿建筑完全一致，但内部结构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点，如梵华楼和宝相楼。④依据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每座佛堂内均供奉不同主神，如中正殿、宝华殿主供佛祖释迦牟尼、教祖宗喀巴及各显宗神像；香云亭供大小金塔7座；梵宗楼供文殊菩萨、大威德神像；雨花阁供密宗四部神像；雨花阁东、西配楼供奉六世班禅等。⑤因故宫环境所限，无法建过多的重楼高阁，但其内部装修与陈设上多有变化，做到小而精，小而全。如养心殿西暖阁佛堂，为满足皇室成员宗教信仰活动之地。⑥清宫佛堂虽经历漫长岁月，但因处皇宫禁地的特殊环境中，有许多至今仍保持清代的原状，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艺术品　清宫佛堂内收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多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圣物，主要有佛像、佛经、法器等。宫廷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藏传佛教典籍，最具特色的是宫廷翻译、刻写的藏文经典，如乾隆内府泥金写本《甘珠尔》、《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等，刻写精美，装饰豪华。尤其是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刊刻，更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供器，有许多均是罕见的艺术精品，如雨花阁中大型立体珐琅坛城、金刚铃、金刚杵、八宝等，用料考究，工艺精湛。表现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主要有宗教绘画与造像。宗教绘画主要是各种质地、工艺的唐卡，有丝织、刺绣、缂丝等制品。明清时期是唐卡艺术发展的极盛时期。宫廷所绘唐卡是西藏唐卡的仿制品，但由于宫廷内汉族画师、西洋画师均参与绘制，使宫廷唐卡风格多样，与西藏唐卡稍有不同。清宫收藏的造像主要来源于西藏进贡与宫廷自造，造像种类繁多，有金、银、铜、铁、宝石、陶瓷和泥各种质地，但以金、铜造像为主。宫廷造像工匠师有内地工匠，还有西藏、尼泊尔工匠，西藏与尼泊尔工匠把他们精湛的铸造与雕塑技术传到宫廷，与传统的造佛工艺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清代宫廷造像风格。西藏雕塑艺术是建立在精确的比例和精心的描绘上，宫廷造像也严格遵循这一标准，制作工艺超过同期的西藏造像。清宫收藏的西藏、蒙古等地进贡佛造像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是宫廷藏传佛教造像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最高的。清宫收藏有各个时期西藏佛像精品，如五方佛是13～14世纪受克什米尔风格影响的藏西地区佛像佳作，白度母铜像展示了白度母慈祥妩媚的动人形态。藏传佛教中历代圣贤、祖师地位崇高，他们的造像是清宫佛教造像中重要的一类，有莲花生，宗喀巴，历世达赖、班禅等。这些造像外形简洁，没有过多装饰，着重表现面部形象，注重五官、年龄、体征等，艺术水平很高。元明两代北京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是清宫藏铜佛像的一部分，工艺精湛，风格独具。清宫中佛堂建筑、佛教文物、制度化了的佛教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宫廷收藏的大量西藏进贡的佛教文物是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积累而成的，也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廷关系的历史见证。在清代历史上，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宗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个时期。达赖、班禅朝觐献给皇帝的礼品，大部分为造像、唐卡和法器，这些礼品除了宗教意义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如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乾隆皇帝待之以隆重的礼遇，赏赐大量财物，六世班禅敬献的珍贵礼品佛像、唐卡等大都珍藏在宫中，他骑乘过的马鞍也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内。

　　藏传佛教在西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地形成许多藏人社团，给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藏人及其文化的条件。许多西方人去印度、尼泊尔接触并了解藏人，学习藏文化，有的还削发为僧，入寺修习藏传佛教。还有一些藏人被请到西方各国传播藏传佛教，在西欧和许多国家已形成一定的势力。他们传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讲授藏传佛教为主，全方位地传播藏族传统文化，进而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藏传佛教进入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意大利传播，意大利约有17个藏传佛教中心，其教派主要是格鲁派、噶举派和萨迦派，其信徒遍布罗马、米兰、都灵、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十几个城市。设在比萨的喇嘛宗喀巴学院是意大利规模最大、也是建立时间最早的佛教中心，1977年由西藏的土登益西创建，是一个可容纳约百余人的国际性藏传佛教中心，常住者约30余人，其中一半是喇嘛、尼姑，大多数是西方人。另外，还有都灵的米拉日巴中心、米兰的热丹格派林中心、的里雅斯特的萨迦贡噶曲林中心、波洛尼亚的观世音研究中心、维噶奈拉的噶尔玛德钦洋泽林中心和罗马的普贤佛教学院等。这些藏传佛教研究中心至少有一名藏人经师传教，他们有的是活佛，有的是格西，但也有许多是一般僧人，甚至少数俗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就在许多国家建立各类藏传佛教中心，已遍布50多个国家，其中印度、美国和英国都各有几十个。另外，一些西方人去印度和尼泊尔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然后回到本国翻译藏文佛经，甚至传教。根据他们对所在国的文化习俗的理解和当地人对藏传佛教的心理需求，他们对佛经内容的选择和讲解方法越来越有针对性，因而也越来越受欢迎。另外，在这些传教士当中，有许多人在藏区的寺院受过比较全面的藏传佛教和藏族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出去后不仅传教，而且教习藏文、藏医、天文历算等学科，全方位地传播藏族文化，有的还进行学术研究。藏族文化在西方的发展使一些专门出版藏族文化书籍的出版社也相继问世，并且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最多的是有关藏传佛教的书籍。藏学界和藏族文化界两个国际藏文化群体的同时存在，有利于藏文化的发展，同时藏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及其知名度的提高必然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