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8·8”水灾后，以岛内南部六县市为基础的绿营政客挖空心思，操盘上演了一出达赖喇嘛赴台为灾民祈福的政治闹剧。尽管和前两次台湾行程相比，达赖这次6天的“纷扰之旅”政治意味降低了许多，岛内许多高层人士包括民进党的“四大天王”也避而不见，刻意与其保持距离，但脆弱的两岸关系仍然经历了一场“严冬”考验，其负面效应可见一斑。
 

　　台湾只是达赖今年若干窜访活动当中的一站。去年年底中央与其私人代表的第九次接触商谈中断后，这个所谓的精神领袖今年行动格外迅速，2月份即早早出行，不顾严寒访问了意大利和德国，比往年差不多提前了两个月。4月21日起，达赖又先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5月底，他第三次出门，一口气跑了丹麦、冰岛、荷兰、法国4个欧洲国家。在8月30日赴台前，达赖又用了10天时间接连访问了波兰、德国、瑞士三国。按照公布的计划，达赖今年的行程还包括：9月底美国、加拿大，11月日本，12月澳大利亚。
 

　　从今年密集的访问行程可见已经74岁的达赖不同一般的活动能量。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说达赖是“穿着意大利GUCCI皮鞋在全世界周游的政治喇嘛”，可谓一针见血。根据笔者统计，截至9月中旬，若台湾地区和印度不计，达赖海外共窜访了64个国家（包括解体前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计355国次。

　　

　　42年的窜访生涯
 

　　实际上，1959年3月叛逃印度后，很长一段时间，达赖在国际舞台上并无影响力。直到1967年，32岁的达赖才第一次走出印度，去了趟日本和泰国；5年后，第二次出门到访新加坡。1973年，达赖喇嘛首次赴欧洲，并连续访问了11个北欧、西欧国家，费时6周，达到他1980年代之前窜访记录的顶峰。也正是这一年的行程，勾画出了他此后繁忙欧洲之旅的主要基地。
 

　　不过，1973年的窜访很大程度上是为流亡在欧洲各地的藏人考虑的。1961年第一批共计39名藏人从尼泊尔前往瑞士，此后十多年间，藏人在西欧、北欧的势力逐渐壮大。达赖这年主动前往，实为改善当地藏人处境所作的“政治乞讨”。1973年后的13年间，除1982年跑了10个国家外，其余年份皆在5国以下，1975、1976、1977连续3年闭门未出，1985年也未有举动。
 

　　1987年开始，西藏地区发生了数场骚乱，达赖随后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和欧洲议会发表了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方案”和“斯特拉斯堡建议”。1989年，苏东地区的政局演变让西方极其亢奋，“6·4”事件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成为他们关注的新焦点，藏独和美欧反华势力开始相互取悦。12月，达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使达赖迅速蹿红，成为许多国家的座上宾，其个人命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0~1994的5年时间，达赖喇嘛疯狂出访了27次，到过48个国家，仅1991年就跑了17个国家。由于有些国家一年去过数次，使其5年总次数高达89国次，而1990年前的30多年间，其窜访次数合计也不过70次。由此可见，达赖是靠西方鼓吹出来的神话，而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两者合谋炮制的产物。
 

　　此后，达赖连年出访，从未间断。最近15年中，其每年保持平均13国次左右的出行记录，最低时1997年也窜访了6个国家。1999年到2001年形成新一波高潮，共计窜访了46国次。2002年恢复与北京中断9年之久的谈判之后，出访规模略为下降。去年“3·14”事件期间，国际反华势力极其猖獗，不过这一年达赖身体欠佳，加之与北京接连三场的谈判，因此只出行了11个国家，美国则去了两次。今年达赖特别活跃，截至目前，已超过去年整年记录。考虑到他一向喜欢一次流窜多国，今年又适逢其流亡50周年，估计出访次数不会低于20国次。

　　

　　欧美沦为重灾区
 

　　从其外访的国家来看，欧美居多。其中，欧洲国家30个，北美9个，南美6个，亚洲13个，非洲3个，大洋洲则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最发达国家。由于霍华德政府任内最后两年接连放行达赖赴澳，中澳关系一度受到重创。
 

　　外访的亚洲国家虽不少，不过，除日本和蒙古外，达赖到这些国家的次数并不多。1967年首访泰国之后，达赖又在1982年和1993年去过两次。1972年、1982年分别去了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此后再未踏足这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则去了两次，分别在1982年和1983年。
 

　　作为流亡藏人聚集的国家，尼泊尔在1981年接受了达赖的一次访程后，基本撇清了和该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停止赋予流亡藏人以国籍。印度态度稍显暧昧，2003年时任总理的瓦杰帕伊访华时，曾正式承认“西藏自治区（而非西藏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私下，新德里仍与达赖不时碰面，尽管两者正式会晤只在1950年代有过两次。近日，达赖计划于11月造访中印边界争议焦点的达旺地区，如此投怀送抱，两者关系的不同寻常昭然若揭。
 

　　在中东地区，达赖1999年去了趟巴勒斯坦，以色列则前后去了4次，最近一次是在2006年。亲美的另一国家约旦是达赖近年热访地区，2005年、2006年和2008年各去了一次，显示出中国外交在此一地区的薄弱。
 

　　相较而言，达赖跑得最勤的亚洲国家是日本，1967年到现在，前后共去了15趟。近3年每年一次，今年将出现两次的突破。与西藏有较亲密宗教关系的蒙古则去了8次，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2的访程曾遭中国强烈抗议，2006年8月达赖低调前往，乌兰巴托未与其正式接触。
 

　　美国是达赖最喜欢去的地方，从1979年第一次踏足到今年4月份，共到访38次之多。2004年以来，达赖每年赴美两次，滞留时间也都较长。不但如此，自1991年老布什打破禁忌在白宫接见达赖，继任的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也纷纷效尤，小布什总统甚至与达赖会面过3次。与白宫相比，美国国会在支持达赖上动作更积极、纪录更恶劣。
 

　　美国之外，达赖到访较多的北美国家是加拿大，共计6次。让·克雷蒂安任总理11年间，达赖没能去一次。

　　2006年，保守党战胜自由党赢得大选后，上台的哈珀政府却为达赖大开绿灯，当年及次年的两次访程，达赖皆受隆遇。今年9月，达赖在访美间隙，又将前往加拿大参加活动。
 

　　2004年，达赖北美窜访获得重大突破，这年他从9月底到10月初，用了两周时间，接连访问了5个加勒比国家，除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是第二次去外，其它3个都是首次前往。由于停留时间多属一两天，这使他的访程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南美窜访的6个国家皆属该区域大国，其中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各去3次。时间都很集中，前两次分别在1992年和1999年；2006年第三次窜访时，又附带上了哥伦比亚和秘鲁。与北京走得稍近的委内瑞拉，1992年首次访程后再无机会。
 

　　尽管达赖将“宣扬慈悲心”等“促进人类共同价值”行动视为最重要的外访责任，不过对于贫穷落后动乱的苦难非洲，达赖喇嘛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除经济发达的南非造访过4次外，另两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加蓬只各去过一次。今年3月份，由于南非政府拒绝给达赖发放签证，使其时隔5年的南非之旅最终泡汤。
 

　　窜访的重灾区当属欧洲，30个国家窜访次数合计233次，差不多是其它五大洲总和的两倍。窜访次数在10次以上的国家就有7个，其中德国34次，意大利23次，法国22次，俄罗斯（前苏联）21次，瑞士20次，英国17次，奥地利12次。这几国流亡藏人较为集中，在瑞士、英国人数分居欧洲第一、第二位。
 

　　达赖访德次数仅逊美国。2007年达赖先后3次赴德，并与默克尔在总理府会了面，达到历史高潮。对俄罗斯（前苏联）的窜访次数之所以很多，是因为笔者将达赖对联邦境内3个共和国伯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的窜访次数也加总在内。2004年，达赖最后一次到访卡尔梅克，此后莫斯科不再允许达赖进入俄境内，也不准许达赖经其领土到访其它国家。
 

　　和排斥非洲一样，达赖喇嘛对南欧尤其巴尔干诸国，毫不热心，有些国家一次未去，与其对西欧、北欧的热络形成强烈对比。近年来，除西欧、北欧这两块热点区域外，部分刚走出社会主义阴影、对那段历史采取极端否定态度的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也与达赖气味相投，成为其频繁现身的新热土。

　　

　　拆防“魅力攻势”成挑战
 

　　 从达赖流窜路线可以明显看出，工业化民主富国是其最热衷的地方。个中缘由不言而喻，达赖集团及其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所谓“流亡政府”要在数十万海外藏人当中维持威信，继续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不仅需要设法扩展其影响力，更要源源不断地汲取充足的资金。可以说，藏人分裂势力尤其“流亡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是通过达赖联结在西方富国母体上的巨大寄生体。没有西方势力支持及大笔资金输入，流亡藏独势力很快就会萎缩。数字是最好的说明，“流亡政府”2004~2007年发展规划所需资金的83%依赖国际援助；2008~2012年“西藏难民定居点复兴规划”共需993万美元，“流亡政府”出资仅占7%，其余全部仰仗外援。
 

　　达赖每次出访，实际上就是一个四处化缘的过程。通过演讲、弘法等活动，既贩卖了“藏独”理念，又赚得丰厚门票收入。不过，打出宗教招牌只是其吸钱及政治乞讨的手段之一。当他摇身一变，大肆渲染所谓西藏问题、攻击中国政府时，又会拉拢大批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赞助。
 

　　在达赖集团的国际供血系统中，美国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2008年11月美众议院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华府每年给“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拨款有200多万美元。1989~1994的6年间，华盛顿向达赖集团提供经济援助累计达875万美元。美国最早成立的流亡藏人援助组织——“美国西藏难民委员会”在其存在的10年间，一共向达赖集团输送了2431.8万美元。而早在1999年，这类组织就有32个，遍布美国各大州。
 

　　在西方流窜了30多年的十四世达赖，对美欧的政治公关技巧烂熟于心。他既能通过演说打动普通民众，满足他们的后现代诉求，向他们兜售诸如“心的本质”、“慈悲、价值和快乐”之类结合佛教教义和现实关注的时髦话题；又能操着满口的“自由”、“民主”、“人权”、“环保”等西式标准语言，大打悲情牌，在高层精英间游走，博取同情和支持。

　　（2009-10-27 ）